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于4月4日至4月9日访华。
这是耶伦时隔9个月再度来访，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多层级、多领域的会谈交流。耶伦再次强调反对中美“脱钩断链”，认为中美“脱钩”对于双方都是灾难性的。
值得关注的是，耶伦访华期间多次提及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并就其可能对美国劳动者和公司产生的影响表达关切。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教授沈国兵于4月9日对观察者网表示，耶伦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从理论上来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目前，全球对新能源产品的需求远大于中国的供给。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价格优势，不是因为产能过剩，也并非完全来自政府推动，而是中国行业外部规模经济导致的行业平均成本相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同行企业明显较低，形成很强的行业同质品竞争优势所致。其结果，恰恰体现出全球范围内行业同质品发挥出市场自由竞争的特点。
沈国兵指出，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制定了碳达峰、碳中和的中长期目标，从而出台了相应的产业政策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这是完全符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趋势的。类似地，美国也出台了相关的产业政策，“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引导方面，中美都是一致的”。
观察者网注意到，耶伦访华前夕就曾提到中国“产能过剩”。3月27日，耶伦在佐治亚州一座光伏电池工厂访问时宣称，“中国政府的支持导致大量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中国的产能过剩扰乱了全球价格和生产模式，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她还点名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即中国外贸“新三样”。
4月8日，耶伦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提出对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担忧”，同时又强调这“并非出于反对中国的情绪或希望与中国‘脱钩’”。
“理论上，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沈国兵表示，如何界定过剩产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按照一般理解，当供给远大于需求时就是产能过剩，但是‘产能过剩’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供给一个区域可能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但是如果处在一个更大的全球市场，可能又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沈国兵表示，判断中国产能是否过剩，不是取决于中美两国的需求，而要看整个世界的需求。“从全球范围来看，各个国家都在应对气候变化，对‘新三样’产品的需求很旺盛，远大于中国的供给。而中国新能源产业具有很强的行业外部规模经济，该行业产品价格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低，必然具有竞争优势。同时，行业外部规模经济下的平均成本优势和由此形成的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匹配优势和知识溢出效应，也使得其他国家的企业囿于行业规模经济下的超低行业平均成本，就难以越过初始的固定成本门槛再进入了，除非对方政府实行超大额的市场补贴。”
“所谓外部规模经济，即单位成本取决于行业规模，但不必取决于企业规模。中国新能源产品的定价取决于行业的平均成本，这一成本肯定是低于日本、韩国、美国、欧盟的。”沈国兵说。
为什么中国存在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行业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沈国兵指出，行业外部规模经济通常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专业化的供应商。一个行业有上下游供应链，毗邻生产、合作协同才具有行业成本优势，单一链条很难维持下去，因为成本太高。可以说，凡是具有行业外部规模经济的产业，即使中国不做，美国也做不了。
第二，劳动力池子。具有技能的工人可以分为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池子，同时具备这两类工人，可以匹配各类供应商的需求。相较之下，美国的劳动力规模低于中国，成本也高于中国。
第三，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供应商（企业）加上劳动力池子，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上中下游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就会产生互相学习的学习效应，这也是单个企业所不具备的。
沈国兵表示：“这三个特征形成了行业外部规模经济，行业外部规模经济又决定了行业平均成本。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领域内具有价格竞争优势，不是因为产能过剩，也不是中国非要把价格做低，这不是政府推动的，而是行业外部规模经济所导致的结果。这恰恰体现出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特点，谁都能进去，但也会因为后来者企业难以越过初始的行业固定成本门槛问题而被挡在该行业之外。”
对于美方所谓中国政府的支持导致“产能过剩”问题，沈国兵指出，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大背景下，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制定了中长期内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从而出台了相应的产业政策引导、推动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水到渠成，非常自然的事，也是符合全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趋势的。美国拜登政府也推出了《通胀削减法案》支持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引导方面，中美都是一致的。”
至于耶伦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对美国企业和工人造成损害，沈国兵提到了近年来中美贸易情况，“2021年中国对美出口约占我国出口总额的17.1%，2022年占比约为16.2%，2023年占比降至14.8%。”
沈国兵指出，中国对美出口份额持续降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同时加大了重塑美国产业链、供应链所致。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进行调整，在贸易地理多元化和产品多元化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年中国产品并没有“扎堆涌入美国”。
沈国兵强调，面对来自美国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的增加，中国企业正在进行跨越贸易的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中国科技企业出海总体趋势呈波动中上升态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这种行业规模经济优势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一旦该行业出现了颠覆性创新技术，原有的行业规模经济优势就会很快、彻底沦为行业规模劣势。”沈国兵表示，“为此，中国企业需要尽快从行业外部规模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增长模式，才能获得市场垄断竞争下的更多利润，企业才能有更多的利润空间用于可持续的、更大的研发投入，从而进入企业发展良性正循环，实现中国外贸和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注：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即单位产出的生产成本取决于单个企业规模，但不必取决于行业规模，所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行创新就变得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