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已在埃及沙姆沙伊赫闭幕，这一关乎未来的会议举世瞩目。高温、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频发，让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但谈判进程并没有变得容易。
应对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措施如何推进？《巴黎协定》如何落实？中环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社会学学术带头人阳平坚。
阳平坚博士长期从事生态环境管理和低碳转型政策研究，目前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社会学学术带头人，中国计量大学兼职教授。曾任中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江苏盐城环保科技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及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环境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主持工作副所长，具有国内外高校、国家部委、地方政府、中央企业各类机构的管理和研究综合经历。
中国环境报：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日前表示，应该把适应和减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但适应在过去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应有的重视。“减缓”和“适应”具体指什么？
阳平坚：所谓减缓，主要是指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和手段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比如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对高耗能企业进行低碳化改造等。但这肯定不能立竿见影，即使现在全球不再排放二氧化碳，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浓度要降低到工业革命前的水平，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适应主要是针对已经发生或预期的极端气候做出的一种调整反应。比如，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气象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基础设施水平、公众安全教育等跟不上，就容易出现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故。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对气候变化敏感的岛国来说，如果不重视气候适应，提前有所准备，就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包括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家园。
减缓和适应，前者看重长远、解决根本问题，后者更看重当下愈演愈烈的极端气候带来的危险。我个人认为，当长远目标越来越难以守住的时候，需要把更多重心放到应对眼前迫在眉睫的威胁上来。
中国环境报：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什么适应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阳平坚：适应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几个关键词之一。之所以没有减缓那么受重视，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适应更多的是气候敏感国家和地区的事情；在过去，发达国家由于基础设施先进，没有那么强烈的适应需求，而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议题设置一般由发达国家主导，所以过去对适应是口头上居多，实际行动较少。
二是过去极端天气也没有像现在这么频繁和极端，尤其最近一两年极端天气导致许多发达国家都不可幸免，所以适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升了。
三是《巴黎协定》确定新的气候治理机制后，对国家自主贡献进行盘点发现，2℃的温控目标都有可能失守，不得已只能把目光更多转向适应。
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跟资金有关。适应的投入主要是面向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是城乡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加强，另一方面是农业方面的适应投入，这个投入必然是天量资金。发达国家受气候影响不那么大时，如果适应成为主流议题，必然要讨论贫穷国家适应所需的巨额资金由谁来出。发达国家此前1000亿美元的承诺都未能落实，更别说给穷国提供更多其他资金了。很多减缓措施的投资能够产生一定的回报，比如发展光伏、新能源车等，但适应措施如基础设施改造等，很难有回报。如果不是真的迫在眉睫，可能很多国家不愿意真的投入。
我认为，应对气候应该适应与减缓并重。应对气候变化不可能像开车那样，一脚刹车下去，车速就能减缓，甚至停下来。船大难掉头。承载人类生活生产生存的气候大船已经朝着越来越摇摆动荡的方向航行了。即使持续在减缓上作出卓绝努力，也必须同时落实好适应措施，才能最大可能保障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中国环境报：在适应方面，您认为，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阳平坚：我觉得，最紧迫的是基础设施改造，要更多考虑安全问题，在工程规划设计上冗余度要更大一点。今年夏天，作为水电大省的四川省都出现了缺电问题，因为之前没有想到今年会这么缺水。要有效应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提前设计一些兜底措施。再比如，以前做城市规划，排水系统设计按照50年平均降水再考虑一定的安全系数就足矣，但现在极有可能远远不够。因为面对极端天气时，降水量可能成倍甚至几倍增加，按照过去的思路设计就很可能出现问题。郑州暴雨已经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痛心疾首之后，必须有所改变。城市对适应必须高度重视并立刻研究规划实施，不能以生命为代价去推动。
此外，对农业种植结构等问题同样需要重视。气候变化对农业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短时间看不出来，但如果不提前准备，将来就可能很被动。
中国环境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贡献了哪些智慧和力量？
阳平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世界也将更多目光投向中国。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气候变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需要全世界同舟共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所在。
在行动方面，我国提出了“双碳”目标，这意味着我们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十年来，我们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5%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了26.2%，是全球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过去十年，全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34.4%，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也从68.5%下降到了56%。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都稳居世界第一。
我国在火电行业的相关技术是遥遥领先的，但我们去年宣布停止新建海外煤电项目，这相当于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我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优势产业，下这样的决心是很不容易的。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今年我们开始全国推行气候融资试点，引进社会资本。这一方面可以改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也可以拉动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环境报：本届大会聚焦“落实”，期待各国通过立法、政策、项目等途径表明本国将如何落实《巴黎协定》。《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和任务落实情况如何？要推动承诺落实，您认为关键点有哪些？
阳平坚：《巴黎协定》明确提出，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努力争取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要实现1.5℃目标，就要求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2010年减少45%，实现2℃目标则要求减少30%。但是联合国环境署（UNEP）发布的《2022年排放差距报告》显示，自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以来世界各国所作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到2030年预计只能减少不到1%的温室气体排放。
《巴黎协定》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机制，没有强制约束性。中国政府坚持说到做到，采取了很多强有力的措施，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履行承诺。一些发达国家把应对气候变化当作达成其他目标的工具，比如将其视为经济、贸易、科技竞争的手段，目的性很强。要推动承诺落实，决不能把应对气候变化当成政治工具。此外，不能总是唱高调、提新目标，而要立即采取扎实的行动。需要将过去曾经作出的承诺进行系统梳理，对其中未实现的承诺给出说法和解决方案。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世界通力合作，但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则是对自己有利的会做，对自己不利的就不认账，或者设置一些障碍，增加成本。比如，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障碍在于成本。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将光伏发电成本大幅降低，如果供应链通畅，将会有效推动光伏发电的应用。但有的国家为了扶持自己的产业，对中国光伏组件设置贸易壁垒，极大影响了本国光伏发电成本的降低。只有改变这种对抗心态，才能更好地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