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走向纵深，价值链的碳足迹已经成为减排降碳的重要“阵地”。全球价值链交错复杂，据世界经济论坛在2021年发表的研究报告称，仅电子产品、汽车、食品等八条价值链上的排放量就占据了全球排放量的50%以上。应对气候变化，不仅要关注单个组织或国家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更要将视角扩展至整个价值链上下游间接产生的碳排放。
有效的碳足迹管理，无疑是国家在兑现“气候雄心”承诺，以及强化碳减排政策影响力的基石所在。国家在推行温室气体排放管控政策时，除了要关注地区和行业碳排放强度和总量的控制，还要注重产品级碳足迹管理的精细化和标准化，这涉及从产品设计、生产、运输、使用到废弃处理等全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控制。
202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着重强调要“提升碳排放统计核算核查能力，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多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案中涉及该议题。此前，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也提出要“探索建立重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标准”，多部委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并在就相关实施方案征求意见。对于碳足迹管理的关注，不仅是政策层面“双碳”行动的具体举措，更蕴含着国家对绿色低碳科技、产业链供应链及其所蕴含的新质生产力优势深度挖掘与全面提升的期待。全产业链降碳这关键一步如何迈，成为当下社会讨论的热点议题。
碳足迹管理，迫在眉睫的行动
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源于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的理念，主要以二氧化碳排放当量表示特定的人类生产消费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中对“碳足迹”的定义，其是指由一项活动直接和间接引起的或在产品生命周期阶段积累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碳足迹可分为国家碳足迹、个人碳足迹、企业碳足迹、产品碳足迹等层面。
碳足迹管理，是对某一产品或服务在全生命周期或某一组织在全流程生产和运营活动中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量化、评估和管理的过程，涵盖了从原材料采集、生产制造、运输分销到最终使用和废弃处理的全流程，旨在帮助企业识别减排潜力，优化生产流程，降低环境影响。碳足迹管理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的框架，用于评估、管理和减少产品或组织的碳排放量，涵盖从碳排放的核算到制定减排策略，再到实施和监测的整个过程，包括碳排放监测统计与核算、报告与核查、标准与标识认证等制度。
与一般的温室气体核算、清单更多着眼于部门“条块”不同，碳足迹更多聚焦产业“链条”，强调上下游协同和整体优化。碳足迹管理已成为产业链碳排放的度量衡，只有建立行之有效的碳足迹管理体系，才能准确地盘点企业生产、运营乃至产品消费、回收等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情况。
碳足迹管理在当前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追求碳中和远景的大环境下显得尤为紧迫。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各国都在加速行动，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碳足迹管理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它涉及个体、组织、城市乃至国家层面上的能源消耗、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欧美正在或即将采取的基于单边措施的碳贸易壁垒和绿色技术“脱钩”政策，如碳边境调节机制、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标准、绿色供应链“碳嵌入”管理、机构碳资信评级、敏感实体清单等，将对中国等发展中贸易大国产生较为深远影响。以我国产能占全球70%以上的动力电池产业为例，将于2024年7月1日起实施的《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强制要求电动汽车电池和容量超过2kWh的工业电池都必须在“电池护照”中印有唯一的序列号，申报产品碳足迹，并设定碳足迹准入门槛。按照新版电池法的要求，电池产业链从原材料的开采、采购和生产加工，到电池产品生产，再到废旧电池的回收与再利用，都要受到相关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限额标准的管控。
国内碳足迹管理仍处于摸索阶段，因为处于被动的、来自外部的“规则训导”场景，有关产品排放量存在被高估或重复计算、国内采购绿电绿证追溯机制不健全、碳市场衔接和国际认可规则不明的问题尚待解决，需要从政策规范与市场实践方面提前谋划，积极应对。
全球碳足迹管理，仍处于“野蛮成长”期
不同于联合国主渠道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越来越多的重点行业和产品正在实施无差别化的碳标准标识制度，并在国际贸易、新经济和消费领域逐渐形成新的技术规范，这将深远地影响全球供应链及产业的发展。
关于产品碳足迹核算与认证，应用较为广泛的技术标准主要包括英国PAS 2050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系列标准（包括ISO 14040-2009、ISO 14044-2006等）、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的《产品和供应链标准》（包括《产品生命周期核算和报告标准》和《企业（范围3/供应链）核算和报告标准》等。
目前，全球约有20余个国家或地区实施了产品碳足迹的标签标识制度，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瑞典、西班牙、日本、韩国、泰国等。
因为《巴黎协定》履约要求，发达国家要率先实现全经济范围的温室气体绝对量的减排，因此在碳足迹管理领域这些国家起步较早并积累了丰富经验。比如，英国标准协会（BSI）、碳信托和英国环境部在2008年联合发布的全球首个产品碳标识方法标准“PAS 2050：2008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已成为广泛用于评估企业产品和服务碳足迹的评价标准。
目前，国际上有关碳足迹管理的实践仍在不断探索，总体上呈现标准芜杂、方法各异的特征，相关认证管理也较为碎片化，仍处在行业自治、企业自治的阶段。与此同时，考虑到存在“漂绿”、“重复计算”等诸多乱象，欧洲议会在2024年1月通过了《为绿色转型而赋能消费者法案》，禁止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使用“碳中和标签”，即慎用已经泛滥的抵消资源，更强调产品或服务基于自身技术创新实现的深度脱碳。
先行先试，国内碳足迹管理体系创建之路
中国在碳足迹管理领域的起步虽相对较晚，但在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引导下，一些行业已经迈出了积极探索的步伐，并逐渐形成示范效应。中国正着力于构建完整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并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和阶段性目标，如推出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和标准，同时着手建设重点行业碳足迹排放因子数据库等。
部分行业，如石化、建材、汽车制造、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已经在尝试进行碳足迹评估和管理，通过建立相应的核算体系、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借鉴国际经验等方式，积极推动本行业的碳足迹管理工作。如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截至2023年6月，共发布13项碳足迹评价相关团体标准。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试点项目，通过碳足迹管理推动产业升级，倡导绿色供应链管理，提升产业竞争力，力争在绿色转型中占据先机。如山东、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也率先开展试点示范，推动碳足迹管理的落地实践。在方式方法上，山东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广东省在碳足迹管理领域则突出区域合作特色，上海则更注重“数字化管理”。
当前，中国正处在构建全国统一、规范化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的关键阶段，这一工作对于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
2022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中提出要加强重点行业产品碳足迹测算研究工作。同年10月，市场监管总局等九部委印发的《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中要求探索建立重点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标准。2023年4月，国家标准委等十一部门印发的《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明确将研制产品碳足迹量化和种类规则等通用标准，探索制定重点产品碳排放核算及碳足迹标准，并推动国内国际碳足迹标准对接。同年10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关于统筹运用质量认证服务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将逐步开展产品碳足迹等碳标识认证，并在重点领域和成熟行业率先探索开展产品碳足迹、碳中和认证试点。
在产品碳足迹认证管理方面，国家遵循了突出重点行业和逐步推广的原则，首先关注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等高能耗、高排放的重点领域，通过科学的方法对其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进行量化评估，并计划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步将碳足迹核算扩展至其他各类行业的产品及服务。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评价评估制度、碳标签和信息披露制度体系，引导消费者选择低排放产品和服务，倒逼全产业链减排。
在碳排放统计与核算方面，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正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产品碳排放核算通则相关研究，推动出台相关国家标准，积极组织开展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建设，面向重点行业、企业、产品等不同主体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并在排放因子数据库中设立重点产品排放因子的模块，为推进产品碳排放核算提供有力支撑。
企业碳足迹管理，需以问题为导向
国内企业对于碳足迹管理仍处于摸索阶段，尤其在全球碳排放规则不断演进、国际标准日趋严格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的挑战更为显著。一方面，由于国内外采用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和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的差异，有关产品的排放量存在被高估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规则不明确或存在模糊地带，而国内绿电绿证、自愿减排交易尚未有效衔接，精准可靠的追溯机制也还未建立，这就导致国内企业的实际减排努力在国际上并未能得到充分认可。
面对全球碳中和趋势，企业既要把握政策导向，也要主动布局，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升级和国际合作等多维度策略，有效应对碳足迹管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是问题导向先解决“燃眉之急”。首先针对出口型企业进行深入摸底，识别容易受到国际供应链、欧盟等发达国家碳足迹管理认证影响的行业和企业及面临的主要问题。深入研究和分析国际上主要的产品碳足迹认证标准和体系，找出关键点，对照我国碳排放核算体系的建设，通过制定和完善碳足迹管理的相关标准，明确企业碳足迹的核算方法和范围，以及数据收集、报告和验证的流程，确保了碳足迹信息的准确可靠。同时，在行业层面建立成本合理、反应迅速的应对国际碳足迹管理的技术、市场和法律综合解决机制，优化配置可行的、高质量的抵消和减排资产资源。
二是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的工商业应有对全球零碳产业和金融发展的“新赛道”进行战略布局的意识，应积极主动参与国家和地方碳足迹标签标识制度及相关标准的制定，逐步建立科学合理、更新及时、数据质量可靠的供应链碳排放因子数据库。下游企业需要积极与上游供应商合作，了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供应的碳排放情况，通过差异化的采购政策引导采取减排措施，共同制定碳足迹管理计划和目标。同时，应注重新型电力系统、氢能冶金化工、零碳装备制造等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做好产品结构优化调整。
三是以数智融合提升碳足迹管理水平。在数智融合的趋势下，积极引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优化碳足迹管理流程，构建数字化碳足迹管理系统，建设贯通产业链的碳足迹综合管理云平台，全方位监测和分析制造业碳排放数据，并利用智能化算法和模型，对碳足迹进行精准预测和优化，为制定减排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为绿色低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数智赋能。
（作者柴麒敏，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刘伯翰，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助理研究员）
特约撰稿 柴麒敏 刘伯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