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迟8小时的开幕式总算传来了第一个好消息。
2024年11月11日，COP29在阿塞拜疆巴库开幕，来自近两百个国家的代表共议应对气候危机的全球行动，主席国当日宣布，全球碳市场取得重要的早期突破。
关于全球碳市场的讨论已超20年。多位碳市场研究者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应谨慎看待全球碳市场的“突破”，这可能是东道国的“渲染”之举，真正开启减排量跨国交易，还有多重挑战。
当下讨论的全球碳市场，指的是根据《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下称6.4机制），建立由联合国机构监督管理的全球统一市场，允许碳排放较多的国家从碳排放较少的国家购买碳信用，以实现气候目标。
多位受访者表示，6.4机制既像“CDM2.0”（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也可视为联合国版“CCER”（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中国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如何避免重走CDM烂尾的老路、提高自愿碳市场的交易活跃度，成为6.4机制落地前后的难题。
艰难的气候融资谈判正在COP29同期进行，钱能否谈妥，决定了这届大会的成败。全球碳市场虽然也和资金相关，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秘书长丽贝卡·格林斯潘（Rebeca Grynspan）指出，“碳市场并不是解决最不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融资紧迫问题的灵丹妙药，它不能替代官方发展援助或气候资金流动”。
技术性细节待商定
大会首日，主席国为COP29注入“强心针”，宣布各缔约方就《巴黎协定》6.4机制规定的碳信用创建标准达成共识。
6.4机制设有一个联合国监督机构，负责制定方法学、项目从申请减排量的签发到登记注册管理等一系列技术性事务。
在此前的COP27和COP28上，6.4机制监督机构已就碳信用创建标准提出了建议，均未获得通过。
而COP29的谈判还没正式开始，大会主席就宣布“取得重要突破”，并未寻求全体缔约方的审议批准，引起多方对于程序合规性的质疑。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施涵博士指出，如此着急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主办国希望重现COP28开幕首日取得重要突破的先例，以确保议程的顺利推进；另一方面，通过迅速批准《巴黎协定》第6条内容，可以避免相关谈判拖累大会的核心议程，即落实气候融资目标。”
尽管取得一定进展，但6.4机制的落地进度其实是拖堂的。
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确定了6.2和6.4的制度框架和原则共识，并提出在2年时间内，也就是最晚到2023年，要明确机制的落地实施。
但直到2024年10月10日，在COP29前一个月举行的会议上，6.4监督机构才通过了方法学和温室气体清除标准。
阿塞拜疆COP29官网显示，这是碳信用机制的两项关键标准，将确保国际碳市场的高度完整性，以及减排量和清除量的真实性、额外性、可核实性和可衡量性。
中创碳投副总经理钱国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需要注意的是，这两项标准只起到规范方法学制定的作用，而不是方法学本身。“一个是指导未来制定减排方法学的标准，一个是针对目前国际上新兴起的碳清除（Carbon Removal）类项目的指导原则。”
阿塞拜疆主席国在大会第一天承认这两项标准——草案文本措辞为“注意到监督机构通过了两项标准”“注意到监督机构将在这两项标准的基础上迅速开展下一步工作”。
钱国强指出，“注意到（Noted）”的措辞，意味着肯定监督机构此前的工作进展，而缔约方仍需在两周的谈判里进一步商定技术性细节。“可以理解为，6.4机制在制度层面的框架已经确定了，现在的谈判全都围绕它怎样落地。”
离开始交易还很远
大会第一天宣告“重要早期突破”，引全球媒体关注。但很快人们就发现，比起“突破”，更重要的关键词是“早期”。
气候未来创始人、《碳中和时代》作者汪军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中国在2017年官宣启动全国碳市场，在2021年7月才完成第一笔交易。碳信用交易的前提是有注册签发机构和方法学，明确哪些项目类别可以参与交易、项目评估要求等细节。6.4机制下的全球碳市场尚不具备这些条件，离开始交易还很远，估计最快也要到2028年。”
中国CCER实践始于2012年，但由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量小、个别项目不规范等问题，2017年按下发展暂停键。2020年“双碳”战略目标提出后，CCER重新提上日程。
直至2024年1月正式重启，CCER的方法学确定并不容易，需要有明确的项目适用条件、减排量核算方法、监测方法、审定与核查要点，首批仅有四项：造林碳汇、并网光热发电、并网海上风力发电、红树林营造。
作为联合国版的自愿减排市场，6.4机制也会放大中国CCER在方法学上的问题。
如何为全球碳市场制定出规范、透明、且兼顾不同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的方法学，自COP26以来争论不断。
科尔尼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能源及高科技业务负责人滕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各国有基于自身优势项目出发的利益考量，计算方法也各不相同，这些技术性内容难以在短期内达成一致。
比如，出于“额外性”的考虑，新能源建设可能不会被算在内。“额外性”的大意是，某减排项目专门为了全球碳市场交易而实施，可产生额外的减排效果。
早期的CDM项目多为新能源活动（如建设太阳能或风力发电厂），在新能源建设成本较高的阶段，没有减排机制的支持，当地会选择造火电厂，二者排放的差值被归为CDM带来的额外减排量。
但随着新能源技术的成熟，即便没有减排激励，当地也会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建设太阳能或风电厂，不存在额外的减排量。因此，缺乏额外性的碳减排项目又被称为“垃圾碳信用”，在国际上逐渐不受欢迎。
碳减排项目的光谱从宽松逐渐到严格。最严格的以碳清除为代表，是从大气中清除已有的碳，既包括传统的林业碳汇，也涵盖新型的直接空气捕集、生物能源碳捕集和封存、生物炭、蓝碳管理等。
碳清除也是目前唯一列入6.4机制的碳信用项目类型，体现在前述COP29首日达成共识的两项标准中。
但新型碳消除技术不够成熟，成本高昂，项目较少，6.4机制允许哪些具体类型项目进入，仍未敲定。
交易动力不足
和所有自愿减排市场一样，全球碳市场的核心问题是“要有人愿意埋单”，同样可能陷入交易动力不足的困境。
首先是卖方积极性不高。
6.4机制实施的重要前提是全球减排总量不变，即A国向B国购买用于履约的碳信用，这部分碳信用不能再算进B国的减排量中。
一位谈判代表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假设B国卖出10吨减排量，一年减1亿吨的目标就会变成1亿+10吨，可能面临“不努力减排，反而出去赚钱”的指责。
昆山杜克大学可持续投资研究项目主任张俊杰表示，对多数国家而言，卖碳信用难，买碳信用更难。
CDM是《京都议定书》创造的一种碳市场机制，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设置了强制减排目标，CDM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或直接购买碳信用用于本国履约。这种机制下，发达国家的购买意愿强。
但《巴黎协定》重新界定了各国的减排责任，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要采取适当减缓行动，且缔约国的减排目标属于自主贡献，不具有强制性。
减排目标不具备强制性，受经济利益的影响，政府可能采取公开退约或暗自缩减减排举措、放松执行标准等手段。除非另有政治诉求，否则很难大规模从境外购买碳信用用于履约。
“碳信用的跨境流动，往往意味着大规模资金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下的可行性已经不高。全球统一碳市场要求减一吨碳的真实性在各国标准下是一致的，而光看亚太地区，连设立碳市场机制的国家都寥寥无几，从技术角度也不可行。”张俊杰说。
即便解决了方法学和交易动力的问题，全球碳市场在交易过程中也存在造假、重复计算等争议，被视为6.4机制前身的CDM已经提供了先例。
在张俊杰看来，CDM是全球碳市场的一次理想化试验，“当时我们处在全球化浪潮下，认为全球一体，发达国家有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减排任务，发展中国家则无减排义务。CDM使发达国家能够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从而降低全球减排成本”。
但历史证明这场试验是失败的，2012年底发达国家宣布不再购买除最不发达国家以外的减排量。“到最后因为重复计算减排量，很多CDM项目变成一笔糊涂账。”张俊杰说。
重复计算减排量指的是，同一部分被转让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被两个或多个主体计入自己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巴黎协定》在6.5款明确提出6.4机制产生的减排量要避免重复计算。
此外，施涵指出，目前开展的自愿性碳交易活动以及碳信用质量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如纸面无效减排、对当地居民权利缺乏有效保护等。
2024年11月发布在《自然通讯》的一项研究揭露了自愿碳市场的严重质量问题，2000多个项目发放的80%以上的碳信用额对气候的影响远低于其声称的水平。
碳中和靠购买真实性存疑的碳抵消实现，让许多企业陷入“漂绿”风波——夸大自身环保行为，并误导消费者信以为真。2024年初，欧盟新规禁止产品贴上“碳中和”标签，打击无效减排行为。
钱国强认为，碳中和要靠绝对意义上的减排而不是做数学游戏。但可以预见的是，为了协调出缔约方的最大公约数，未来6.4机制会是一锅大杂烩，高质量和低质量的碳信用并存。“就像CDM时期兴起的VCS、GS等自愿减排标准，比CDM标准更严格。6.4机制认定的碳信用也不代表最高标准的减排量。”
在COP29大会现场，反对靠“买买买”实现碳中和的，还有原住民群体。
保护自然与应对气候变化息息相关，有大量碳信用来自林业碳汇，关系原住民的传统生计。
“这种道义层面的呼吁对全球碳市场的影响不好评价，但可以提示各方探讨共生机制，在维护原住民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固碳活动。”张俊杰说。
理论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气候融资谈判停滞不前，焦灼的COP29上，能节约成本的全球碳市场被寄予厚望。
COP29主席、阿塞拜疆生态和自然资源部长穆赫塔尔·巴巴耶夫（Mukhtar Babayev）表示：“一个全面运作的6.4机制将是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工具，将资源导向发展中国家，并帮助全球在实施国家气候计划时，每年降低2500亿美元的成本。”
2500亿美元的数据，来自国际排放交易协会（IETA）在2019年的建模估计。
在汪军看来，节约成本是从CDM到6.4机制，全球碳市场延续的核心意义。“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减排一吨碳的成本差别很大，发达国家减排空间小，而最贫困的国家可能还在烧木头取暖，把木头换成高效炉灶或光伏板，减排的同时还能实现增收。”
不过，钱国强认为，2500亿美元是一个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数字。“鉴于6.4机制下的跨国交易框架是自愿减排市场，不具备强制性，因此市场的逻辑变了，需要深入分析判断市场的机会和参与的方式。”
对于6.4机制能否重现CDM时期的投资狂热，多数受访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钱国强认为，全球碳市场能创造的空间有限，“碳交易有专业门槛，对企业能力要求较高，而所谓的CDM2.0和1.0玩法不同，当年出现10年投资黄金期，是因为发达国家被强制要求承担义务，今时不同往日”。
张俊杰认为，6.4条落地后，可能会出现小规模的示范项目，但难以成为全球履约和降低减排成本的重要机制，“其理论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尽管如此，中国企业也并非毫无机会。
汪军认为，中国参与全球碳市场的形势虽不明朗，但6.4机制为中国企业出海开发相关项目提供了机会，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碳市场相关产业处于原始阶段，中国企业可以运用已有经验优势。
施涵建议，中国企业在抓住机遇的同时也要规避风险，“深入了解国际碳市场规则，拓展海外市场机会；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应对碳市场的价格波动；密切关注国内外碳市场政策的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南方周末记者 黄思琪 南方周末记者林方舟亦有贡献）
